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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論文的黃金素材來了,人民日報五篇時評

時間:2018-01-30 14:28:14

 給大家推薦五篇文章,來自《人民日報》,它們是一個系列的觀點性文章,具有非常強的思辨色彩。高考作文題中,具有思辨性的作文題半數以上,而這五篇文章在寫作思路和語言上,非常適合高考作文的學習和借鑒,說它們是集思想深刻、章法鮮明、語言華麗于一體,一點都不為過。

 

有“問題意識”,也要有“過程意識”

曾有學者慨嘆,我們遭遇了一個“問題的時代”。從大都市惱人的霧霾到田野間空心化的村莊,從“蟻族”、“蝸居”難圓夢想到“舌尖上的安全”屢現危機。翻開報紙,相關討論不絕于耳;打開網絡,種種質疑迎面而來。一時間,問題讓人煩惱,問題使人憤怒,問題令人“絕望”。


如何看待我們時代的問題?


“不回避矛盾,不掩蓋問題”,是對問題應有的態度。“問題是時代的聲音”,30多年改革開放歷程,可以說正是在解決問題中步步向前。如果眼里沒有問題、心里沒有期待,也就不會改革、難言發展。有“問題意識”,是認識能力提升的表現;能暢所欲言直面問題,更是時代社會的進步。


然而,過猶不及。如果“唯以問題識天下”,群情激憤中,任“問題焦慮癥”裹挾成極端情緒,固化為狹隘認識,演變為偏執思想,將人人變成易燃易爆品;如果“只讓問題遮望眼”,心灰意冷間,讓“問題悲觀癥”驅逐社會自信心,抵消發展正能量,吞噬我們的幸福感,“問題意識”本身就也成了問題。


今天的中國,發展很快,矛盾高發,問題不少。我們固然要有“一萬年太久,只爭朝夕”的緊迫感,但也不能期望萬年之事、朝夕解決。將問題拖成歷史問題誠不可取,畢其功于一役也絕不現實。任何時候不能忘了,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。面對各種問題,不切實際的空頭支票,超越階段的夸張口號,或是“一招就靈”的萬能良藥,不是天真幼稚,就是輕浮狂躁。


歷史無非就是問題的消亡和解決,現實也無非是問題的存在和發展。從辯證法的角度看待我們所處的世界,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現問題、解決問題的過程。關鍵是要把問題放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觀察,與國情對接、跟現實對表。一年一度的春運最為典型,一個多月34億人次出行,而人均擁有的鐵路,還不到一根香煙長度。現代化的速度提升了,過程卻無法壓縮,再加上不斷增大的人口規模、水漲船高的期待訴求,都使問題的存在有客觀性、必然性,問題的解決有復雜性、長期性。


希望找到一個總開關,按一下就解決所有問題,肯定是空想。但在充滿糾結的生活中,幾乎每一個問題的細節里,倒確實暗藏著一個“哲學按鈕”,按下那個按鈕,被遮蓋的意義就會一目了然。比如,農民工問題。過去十幾年里,2.6億農民相繼進城,接近俄羅斯和日本人口的總和。他們的生活要在短時間內超越“綠皮車、編織袋”階段,子女教育與就業,自身醫療與住房,十幾年積累的問題要一下解決,即便是奧林匹克山上的希臘諸神,恐怕也無能為力。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,消化問題同樣需要時間。用辯證法的方式考量社會進程,才能還原事件的真實意義。


解決問題的愿望迫切,可以理解,更應該重視。不過,如果能多點“過程意識”,會更有利于看到主流、形成共識。比如教育公平。北京、上海的常住人口中,非戶籍人口占三分之一強。異地高考理應破冰,可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開閘放水,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即使翻番,也無法滿足如此激增的就讀需求。近日,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進一步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。不正是在這樣的日拱一卒中,才逐漸逼近問題的最終解決?


抽象的價值,存留在理論之中;具體的公正,則需體現在每一個人身上,不像喊喊口號那樣簡單。醫療改革既需協調利益魔方,更需面對海量剛需和分布不均的現實;收入分配改革“分好蛋糕”理念明確,具體調整卻是復雜的系統工程。知易行難,在當前中國,尤其如此。不存在一種簡單化的理念,可以立竿見影搞定所有“中國式問題”。30多年中國的漸進式改革,正是從哲學層面上理清了問題與過程的關系,才摒棄了急于求成的冒進,拒絕了休克療法的誘惑,找到了正確的邏輯和順序。


風雨多經人不老,關山初度路猶長。有時候,我們的確感到被問題“追著走”、“推著走”。這可以理解,轉型期中國問題一大堆,公眾和輿論更加敏感,未來的改革之路肯定也充滿挑戰。但也要看到,正是在對問題的不斷突圍中,國家社會得到了實質性改善。既有“問題意識”,也有“過程意識”,才能讓改革者有更多回圜余地,才會對未來更有信心。

 

有“權利意識”,也要有“法治觀念”

這些年來中國社會的最大變化之一,就是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。如果說,當年一部《秋菊打官司》的電影,曾讓人們充滿好奇,那么今天,“討說法”已經成為社會口頭禪。從主張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和消費者權利,到捍衛政治、環境、食品安全和納稅人權利,“權利意識”從未像今天這樣,如此深入人心、影響社會、改變國家。


毫無疑問,這是一個走向權利的時代。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自由平等意識、網絡媒體勃興提供的多元表達平臺、民主政治進步造就的個體意識啟蒙,所有這一切,成為人們權利意識的萌發、表達和伸張的“時代注腳”。與之相伴,“權利意識”的高漲,也為樹立法律權威、培養法治觀念、發掘公民意識,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,成為社會進步的催化劑。“一元錢”官司的較真,厘清的是社會是非觀念;“物權”概念的普及,調動起創造財富的熱情;“環境權”的主張,增強著生態文明的群眾基礎……


與此同時,時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,在極短時期內高漲的權利意識,也呈現出某種“初級階段”特征。正如《社會管理藍皮書——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》指出的,“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權利,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責任和義務,由此導致公眾權利意識強與社會責任意識弱并存這一現象的存在”。飛機航班延誤,沖上跑道攔飛機;發生醫患糾紛,把棺材花圈抬到醫院;網上討論辯論,動輒粗口相向,乃至暴力威脅……一些人為了維護個人權益,無視他人權益,罔顧公共利益,甚至更進一步,把他人權益、公共利益當作討價還價的籌碼,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。這種走岔道的極端方式,將“權利意識”異化為“交相害”而非“交相利”的行為,讓人遺憾,也發人深思:權利的風帆如何行進,才能抵達文明的彼岸?


“在一個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會里,一個人所能夠擁有的一切權利,其唯一的來由是法律。”法學家杰里米•邊沁的結論一針見血。“權利意識”的伸張,離不開“法治觀念”護航。在法律的條款中去尋找依據,權利的主張才能水到渠成;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進,權利的實現才能順理成章。反之,把“權利”當作為所欲為的通行證,認為有了利益訴求,就能夠理直氣壯地去沖撞底線、挑戰規則、突破邊界,整個社會又如何做到和諧運轉?


一個成熟的社會,有許多不言自明的遵循:在高速公路開車,盡管車是自己的,但是不能超速行駛;在城市里蓋房子,盡管土地使用權是自己的,但依然要服從市政規劃。這些常識的背后,是對個人權利的清醒認知——沒有什么權利是絕對的。任何個人權利的行使,都必須在法治的軌道上,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,不得損害社會的公共利益。惟其如此,自己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,他人的權利才能得到維護,社會的福利才會趨于最大化。


今天的中國,正處于從傳統到現代的艱難爬坡中,法治觀念必須“跟得上”權利意識的步伐。一邊是權利意識已經成為人們的慣性思維,一邊是法治觀念尚未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,其間的落差,很容易造成社會生活的失序。沒有對公共規則的遵從,我行我素的自由,就會導致“組團式過馬路”的亂象;缺乏對法律程序的敬畏,對化工項目的異議,很可能演變成行為失控的騷亂。那種只問結果不計手段、“以錯糾錯”式維權,看似“高效有力”,卻會讓更多人不講文明、不守規矩。在這個意義上,權利如果不能正確行使,不僅不能成為法治進程的鋪路石,反而可能變成社會動蕩的導火索。


“哪里沒有法律,哪里就沒有自由。”任何社會行為一旦脫離法治視野,便不可能帶來公共福利的實質增進,也難有公平正義的真正實現。今天,如果說,“權利意識”的啟蒙我們已經完成,那么“法治觀念”的啟蒙還在路上。這也是黨的十八大提出“法治思維”和“法治方式”的深層原因所在。既要“權利意識”,也要“法治觀念”,二者彼此砥礪、相互促進,才能讓法治精神融入社會治理和社會生活,使“權利意識”成為構建現代公民人格、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基礎。

 

有個體意識,也要有全局觀念

在今日中國的現實語境下談全局觀念,很容易招來拍磚乃至譏笑。一個傳統上如此重視集體歸屬感的群體,又剛從“狠斗私字一閃念”的年代走出來不遠,很多人還沉浸在對“無我”的反思之中。追求個性的張揚,強調多元與多樣,思想的松綁,仿佛才剛剛開始。有什么必要在肯定個體意識的同時,強調全局觀念的“也要”?


這正是社會治理的復雜性所在。


事實上,改革開放以來,沒有哪種觀念像個體意識與利益訴求一樣,如此席卷人心。從“主觀為自己,客觀為他人”到“我的地盤我做主”,從“言利未必非君子”到“無利不起早”,個人利益已經成為很多人處理社會關系的出發點。或含蓄或直白,或溫和或激烈,對個體的強調,迅速在社會價值譜系中全線展開。


觀念的演進,源自奔流的實踐。個體意識勃興的背后,是告別計劃經濟、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進程。明確的權利主體和利益邊界,是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。“凡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都要充分聽取群眾意見,凡是損害群眾利益的做法都要堅決防止和糾正”,也正是因為對個體利益的尊重,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才贏得了億萬人發自內心的推動。只有集體沒有個體的時代一去不返。


然而,“全局”從來不會因為對“個體”的強調就不復存在。辯證法的偉大在于,它永遠提醒我們認識到問題的另一面。垃圾焚燒廠建在你這里不行,建在我這里也不行,但它總要建在一個地方,否則必然是垃圾圍城;修橋修路修車站,拆你的房子不行,動我的奶酪不許,但它不可能修在空中,除非大家都不過橋不走路不出遠門。一邊抱怨霧霾遮天,一邊不愿安步當車節能減排;一面痛罵就醫難買房貴,一面又都想掛專家號住豪宅,這樣的“通吃心態”,不止是在初級階段的中國行不,在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,恐怕也都會碰壁。


一切都讓個人聽命于集體,強調個人為“全局”無條件犧牲確屬苛求;但“我滿足了,才是公平,我滿意了,才叫正義”,肯定也非理性。如果每個人都想著一己之私的最大化,完全以自身的感受衡量社會進步,“各私其私,絕無國民同體之概念”,不僅難以發育出良好的社會,也難以長久維持個體的利益。


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利益多元的時代。如果我們承認權利和利益的多元多樣,歡呼由此帶來的文明進步,那么也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:不同的利益都要尊重,個體與整體必須協調。近年來,無論是地鐵禁食的爭議,小區文明養犬的討論,還是公共場所禁煙引發的熱議,一系列公共事件無不提醒我們,個體行為并非是可以肆意奔突的河流,權利是有邊界的。正如諺語所說,你揮舞拳頭的權利止于我的鼻尖。懂得不同主體的妥協溝通,才能形成多元共存的利益格局。


社會的發展,將個體的尊嚴和福利推上了空前的高度,但也要看到,超乎歷史條件和時代環境的個人主張,可能成為國家之痛。對“從搖籃到墳墓”高福利制度的過度追求,讓歐洲國家掉入高成本、高稅收的陷阱,社會危機由此而生。同樣地,在中國進入快速城鎮化的當下,要求取消所有城鄉差別,在教育、醫療、戶籍制度等方面實現絕對的均等化,不僅是脫離歷史的,也是超越時代的。


從世界范圍來看,20世紀以后,傳統的權利概念經歷了一個社會化的過程,即絕對的、排他的權利須受到某種限制,以服從公共利益的需要。這個過程也是作為個體的公民重新進入社會的過程,是意識到權利之上還有社會責任的過程。無視他人權利和社會整體利益,脫離時代的語境,抽象的權利只能在現實中逐漸風干。


不要總讓“個體”與“全局”彼此排斥、互相追尾,不要總將對“全局”的考量,放在“個體”的對立面上。標簽盛行的地方,理性容易枯萎;思維陷入絕對時,真理即成謬誤。如果說,個體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,只是公民意識成熟的第一步,那么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,還需要每一個人更多秉持目光四射的全局觀念,更多承擔力所能及的社會責任。

 

有“批判精神”,也要有“建設心態”

曾有人說,批判精神,是呼喚進步的閃耀火花,它證明至少我們還沒有沉淪;批判精神,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,它證明至少我們還沒有墮落;批判精神,是面向未來的熱切向往,它證明至少我們還沒有絕望。


誠哉斯言。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,批判是思想進步的活水、社會發展的源泉。沒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,就沒有神學大廈的坍塌,也就沒有我們所生活星球的真相;沒有費爾巴哈的批判精神,就沒有對黑格爾哲學的揚棄,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登場;沒有共產黨人的批判精神,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中國的撥亂反正,也就沒有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。正是在批判中,我們突破一個又一個禁區,從必然王國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國。


如果說問題是時代的呼聲,那么批判則是對這呼聲的回應。在認識論層面,批判是認識問題的邏輯起點;從方法論角度,批判為解決問題、推動進步提供了契機。然而,僅僅有批判精神,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、叢生的問題是否就迎刃而解?


比批判更進一步,費爾巴哈貢獻了唯物主義的思想武器,哥白尼勾畫出太陽系運行的真實圖景。中國共產黨人的態度,毛澤東說得清楚:“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,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”。


這樣的態度,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態度,也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的態度。在他們眼中,     


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,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熱諷,也不是痛快一時的情緒宣泄,而是破與立的對立統一、批判與建設的相得益彰。他們懂得,當批判精神異化為“為批判而批判”,不加分辨地否定昨天、鄙薄今天、懷疑明天,結果只能陷入歷史的虛無:昨天一無所有,今天一無是處,明天一無建樹。


社會總有不完美,值得批判的事情豈止車載斗量。13億人口的中國,快速發展的轉型期,有問題,甚至有很多問題,都再正常不過;即便是已經“熊抱”現代化的發達國家,也不得不承認,“今天,技術的進步已經使得人類可以往返于地球與月球之間,但我們在處理人類事務方面依然捉襟見肘”。對這些問題拿起批判的武器,正確而且必要。問題是,如果人人都坐而論道,誰來為我們解決問題?


與解決問題相比,做個“批判家”并不難,對照理想,現實的缺憾俯拾即是。做個“憤青”就更容易,只需加一句“這個社會怎么了”,微博便會“很有氣質”。但是,復雜的矛盾不會因批判自然遁形,社會的正義更不會因批判自動實現。斯洛文尼亞前總統德爾諾夫舍克說得好,“單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難以改善世界的”。社會的每一根毛細血管,都不能放棄對肌體健康所負有的責任。


批判是通向正義感的捷徑,是體現存在感的絕佳方式,但歷史的責任不允許我們滿足于道德飆車。中國的進步,不只需要“好不好”、“該不該”的判斷,也需要“行不行”、“能不能”的探尋。制度的改革,社會的改良,人心的改善,有待眾人一起發力。鞭撻黑暗時,點亮蠟燭;蔑視貪婪時,拒絕同流;痛斥冷漠時,伸出雙手……我們不僅要做提出問題的共同體,更要做解決問題的共同體。


“顛簸于批判主義的無邊波浪之中,我們需要尋找一塊陸地建構自己的理想。”令人欣慰的是,在我們的時代,有18名路人漠然而過的佛山街道,也有大學生司占杰傾注愛心的麻風病村莊;有彭宇案莫衷一是的質疑,也有碩士生李英強興辦鄉村圖書館的志向;有郭美美炫富的空虛手袋,也有志愿者行動的樸實守望;有校園里“懷疑的時代還需要信仰嗎”的不休爭論,也有新聞界“我是建設者”倡議的強烈共鳴……站在這塊劇烈轉型的不完美土地,有人沉溺于憤世嫉俗,有人習慣于悲觀抱怨,但總有一些人以行動肩起責任,用積極主動的點滴努力,積攢起改造社會的正能量。


時代不僅需要解構,更需要建構。不要把批判的自由留給自己,卻把創造的權利讓給別人。歷史的原野如此遼闊,作為時代的一員,你完全可以栽下花草、留下芬芳,種下樹木、留下清涼。不僅當一個批判者,也要做一個建設者,每個人的一小步,就是時代前進的一大步。

 

有利益考量,也要有理想情懷

“如今的青年怎么了”,近來,關于青春的話題持續引發社會熱議。有聲音批評,本是最富朝氣銳氣、最有權利做夢的年輕一代,不少人卻陷入利益的羈絆,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,熱衷實惠而恥談理想。


實際上,時常陷入利益羈絆的又何止青年?一事當先,做還是不做,往往悉心思忖;分內工作,竭盡全力還是敷衍塞責,尚得仔細權衡。得與失,取與予,風險與收益,付出與回報——在利益的坐標系上,很多人都在自覺不自覺地演繹著價值排序,精準計算著投入產出。一切似乎都進行得準確順暢。只是,當物質的欲望填滿生活,利益的喧囂遮蔽生命的星光,在萬籟俱寂的夜晚,也會惘然惆悵:為什么,我們“兩手滿當當,心中空蕩蕩”?


當今中國,利益的正當性早已“除魅”。對利益名正言順的主張,讓人人得享發展成果,“利益覺醒”可說是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。馬克思早有斷言:“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,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”。刻意回避利益,豈止是陳腐迂闊,離開利益的齒輪,世界將空擋滑行。對個人也好,對社會也好,都如小平同志所言,“如果只講犧牲精神,不講物質利益,那就是唯心主義”。


但是,考量利益,并非讓利益的追求絕對化。表面上看,精致的利益計較未必無益于社會的進步。相反,它有可能在短期內創造出經濟奇跡。利益最大化的風輪,很容易鼓蕩物質的城堡遍地開花。然而,這樣的城堡卻精神凋敝,缺乏良性演進的可能。只在意自己的人不會在意公共問題,只關心物質利益的人不會關心社會福祉。    


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懷,我們的身邊便會充斥利己主義的鐵桿擁躉,責任能夠淡忘、道德可以離席、靈魂容許出丑。不是嗎?毒奶粉泛濫,地溝油盛行,在唯利是圖的利益盡頭,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線的崩塌。


志愿服務,主動回報社會,卻被猜測其中掩藏著利益動機;應對災難,企業獻出愛心,卻被揣度背后有著利益交換。楊善洲圖什么,用利益的邏輯說不通,就斥為“傻瓜”;郭明義為什么,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,就斷言“神經病”。利益的風暴撕碎了懸在一些人頭頂的崇高云層,人不過是欲念死海中一個小小的漩渦。“天下熙熙,皆為利來;天下攘攘,皆為利往”,不與實利掛鉤的理想不是“做作”、便是“矯情”,利益于是成為時代價值的“粉碎機”,讓我們的社會只剩誅心之論,難言感動信任。


這是現代版的義利困惑,也是墮落版的利益考量。走出了“恥于言利”的時代,難道就一定要拋棄“時刻準備著”的理想?經歷著“利益解放”的大潮,難道就一定要放棄“為了全人類”的信念?拒絕利益主義獨步天下,理想情懷又該何處安放?


就像文學家所說的那樣,“理想有如晨星——我們永不能觸到,卻可以借著星光在人生海洋中遠航”。確實,理想饑不可食,寒不可衣,不能幫我們找一個優厚的工作,領一份體面的薪水。甚至一個有理想的人,活在當下,會比別人更覺生存的困難與尷尬。但是人若沒有了理想,生命將走向何方?我們贊頌希望“讓人類遠離饑餓”的袁隆平,我們欽佩把汗水灑落山間郵路的王順友,實際上是贊頌一種更飽滿的意義、欽佩一種更豐盈的人生。循著理想的星光,我們才能跳脫一己得失,眼界更遠、胸懷更大,找到一個更持久、更深刻的生命出口。


“唯意志論”者固然舉步維艱,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樣蒼白無力,“喻于利”不是開啟幸福的萬能之鑰,“喻于義”才能推開夢想的必然之門。構筑精神的高地、留存理想的底色,才有靈魂的原野郁郁蔥蔥,文明的河流碧波蕩漾。這就是為什么寫出《國富論》的亞當•斯密,更看重《道德情操論》,也是為什么社會的改革者,既需要現實主義的利益考量,更需要理想主義的勇氣擔當。


翻開歷史,越是大發展、大變動的時代,越需要有超越個人、超越利益的理想。文藝復興時代人文主義的執著信念,法國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熱烈追求,20世紀初葉席卷世界的紅色狂飆,都曾是導引時代前進的旗幟。在中國現代化的關鍵時刻,在“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”的當下,尤需在物質利益之外,多一份理想情懷。借用叔本華的一句話,它是對每個時代偉大事物的同一性和連續性的信心,是對一代代人的變化和衰退的抗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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